选择从医，我有一个理由

编者按

“民之所需，医之所向”。在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中，从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”到“加快建设健康中国”，一系列部署勾勒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。对医学生而言，这意味着时代的召唤，也是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机遇。

为什么学医、从医？‌总有一个理由：有人因亲历病痛与别离，渴望成为治愈伤痛的光；有人因感念医者仁心，愿做传递温暖的接力者；有人怀着对生命奥秘的敬畏，誓要在医学领域求索深耕……他们的故事或许各异，但那份对医学的赤诚、对生命的珍视，却殊途同归。当无数个体的学医、从医选择汇聚在一起，便成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坚实力量。

将最初的那份感动，变成一生的使命

唐杨口述、兵团日报常驻记者阿曼古丽整理

11月9日，七师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唐杨（右）为患者进行冠脉介入手术。赵丰 摄

我叫唐杨，是七师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。

谈及我为什么学医，要从15年前说起。那时我还是一个高中生，我的舅舅因急性心梗需要做手术。隔着手术室的玻璃，我目睹了舅舅被成功救治的全过程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医生身着厚重铅衣，在影像设备的微光下精准操作，仅用1个小时便稳住了舅舅的生命体征。让我震撼的是，传统开胸手术的巨大创伤被微创技术取代，纤细的导管如“血管里的工程师”，通过微小创口化解致命危机——这个与死神竞速的场景，在我心中种下了“成为守护他人心跳之人”的种子。

回去后，我时常查阅关于心血管介入医生的事迹，精准、果敢且充满力量，他们就是为生命“搭桥”的人。我坚定了自己未来的方向：手握导管，成为一名“血管工程师”。

从萌生想法到真正走上手术台，我的从医之路并非坦途。本科时，心血管系统解剖学那错综复杂的血管网络与精密结构，仿佛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，曾让我心生退意。介入培训初期，当纤细的导管在蜿蜒曲折的血管中穿行，我的双手竟不受控制地颤抖，操作变得笨拙而迟缓，那一刻，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这份要求极致精细的工作。

“介入医生的成长没有捷径，唯有心存敬畏之心并坚持练习。”带教老师的话点醒了我。我明白了，每一次放弃都可能意味着未来无法接住患者的健康重托。于是，我把解剖图谱贴在宿舍墙上反复背诵，在模拟操作室一练就是十几个小时，直到手指形成“肌肉记忆”。支撑我的正是那份“不能辜负生命所托”的责任感。

当导管成功送入血管，影像屏上清晰地显示出堵塞部位，看着患者心率从每分钟43次逐渐回升，胸闷症状逐渐缓解，那一刻，我确信心血管介入就是我要坚守的道路。

第一次参与急诊心梗手术的经历，让我深刻体会到“用技术延续生命”的成就感。目睹前辈为高危患者，在辐射环境中连续做13台手术，却始终保持专注，更让我读懂了这份职业的责任重量。

多年来，“精准、敬畏、竞速”成为我践行初心的关键。术前反复研读造影影像，追求毫米级精准。面对复杂病例，始终以敬畏之心制定个体化方案。我曾在48小时内连续两次深夜驰援，从死神手中抢回两条生命——一个是合并心室颤动、心源性休克的58岁患者，另一个是90岁高龄合并多种基础病的老人。每一次急性心梗手术都是同死神赛跑，半夜到医院抢救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，那都是家常便饭。

我的初衷不止于“救治他人、缓解病痛”，我更希望推动基层胸痛知识普及。许多偏远地区的患者常因基层医院技术不足、胸痛知识匮乏而延误治疗。为此，我主动参与基层胸痛单元建设，通过学术交流、技术带教，帮助团场医院提升胸痛患者识别能力，完善区域急救网络。

见证患者转危为安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。现在的我，能独立完成急性心肌梗死等复杂病变介入治疗，熟练掌握IVUS、OCT等腔内影像技术，成为科室的“顶梁柱”。但我始终记得，自己最初只是那个被手术室微光点亮的少年。

我想，一定有无数医者和我一样，在血管的方寸之间照亮生命通路，更用行动诠释，所谓医者，不过是在平凡的岗位上，将最初的那份感动，变成一生的使命。

用专业和温情守护生命

黄艳卉口述、叶云清整理

11月13日，在二师库尔勒医院产科门诊，黄艳卉（中）为前来就医的孕妇讲解孕期注意事项和科学养胎方法。兵团日报常驻记者 李嘉成 摄

我叫黄艳卉，是二师库尔勒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。做医生这么多年，每当有人问我：“黄医生，你当初为啥想当医生呀？”我都会想起2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，想起父亲的一句话，还有母亲病床边的那些时光。

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。那时候，我觉得站在讲台上，看着学生们求知的眼神，特别有成就感。高考填报志愿前，父亲和我聊天，他没说太多大道理，只是叹着气说：“报医学院吧，当个医生，可以看病救人。”这些话，让我想起了母亲常年带在身上的药盒。

带着“看病救人”这个朴素的想法，我填报了医学院。可真正踏入医学殿堂，我才发现这条路比想象中艰难很多。刚开学，厚厚的解剖学、生理学课本，就像两座大山压在我面前。那些密密麻麻的专业术语、复杂的人体结构图谱，让毫无基础的我望而生畏。

就在我对着书本发呆、内心挣扎不已时，脑海里突然闪过母亲住院时的画面：母亲痛苦地躺在病床上，而我能做的，只是帮她递水、擦汗。医生赶来后，他熟练地调整氧流量、精准调配药剂，动作沉稳又迅速，没过多久，母亲的呼吸渐渐平稳，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来。那种“我能帮你”的笃定和“能救人于危难”的力量，隔着记忆突然击中了我。我重新坐直身子，握紧笔杆，把那些难记的知识点和“治病救人”的初心紧紧绑在一起，继续将自己扎进书本里。

2002年大学毕业后，我进入二师库尔勒医院工作。工作中，有一位43岁的高龄产妇让我印象深刻。她患有妊娠期糖尿病，跑了多家医院都被建议剖宫产。当她找到我，恳切地对我说“医生，我真的很想尝试顺产，请您帮帮我”时，我看到了她眼中的渴望与信任。我立即组织多学科团队进行全方位评估，为她制定了详细的个性化引产方案。在两天一夜的产程中，我们全程监护、精心照护，最终帮助她平安顺产一名健康的女婴。当她握着我的手，流着泪说“谢谢您”时，我更加坚定了推行科学接生理念的信念。

然而，医学并非万能，我们也常常要面对生命的遗憾。我曾陪伴一位高危孕产妇从孕14周小心翼翼地保胎到22周多，倾注了全部心血，但最终还是没能留住那个小生命。当她颤抖着身躯，含泪说“黄主任，我真的尽力了”时，我的心如同被紧紧揪住，眼泪夺眶而出。那一刻，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，我只能轻轻抚摸她的手背，默默地陪伴在她身边。这件事让我深刻体会到，医学有其边界，但医者的关怀永无止境。

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半年后，我收到了她通过师（市）长信箱发来的感谢信。信中写道：“虽然结局留有遗憾，但您和团队给予我的尊重与温暖，让我在最黑暗的时刻感受到光。谢谢你们陪我走过那段艰难的路。”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，它时刻提醒着我：作为医生，我们不仅要见证生命的诞生，更要在遗憾中传递温暖，在困境中伸出援手。

之后，我推动建立了高危孕产妇多学科会诊机制，整合产科、儿科、麻醉科、重症医学科等优质资源，为每一位高危孕产妇制定最佳诊疗方案。经过不懈努力，设立二师高危孕产妇救治中心的申请获批，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内的危急重症救治能力。今年8月的一个深夜，一名胎盘早剥孕妇急诊入院，情况危急。我迅速启动应急团队，在手术中精准判断、果断决策，最终成功挽救了母婴生命。当监护仪上显示母婴生命体征平稳时，我觉得所有的坚守都值得。

如今，监护仪的滴答声、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声、家属真诚的道谢声，依然是我每天最熟悉的旋律。这些声音编织成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乐章，提醒着我肩负的责任与使命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我常常回想起当初选择医学的初心，不是为了追逐名利，而是要用专业和温情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。

让职工群众能在“家门口”看好病

陶生学口述、兵团日报常驻记者冯晓玲、通讯员缪佳欣整理

10月28日，在十二师五一农场医院中医科理疗室，陶生学（中）在为徒弟讲解针灸技巧。兵团日报常驻记者 冯晓玲 摄

我叫陶生学，是十二师五一农场医院中医科的一名医生。总有同事问我，为何从甘肃远赴兵团学医行医，一干就是近30年。答案，藏在1997年那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。

那年，我响应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，背着简单的行李，辗转来到五一农场的大洪沟煤矿。第一次走进矿上的医务室时，简陋的医疗环境让我愣住了。

就在我对着这简陋的条件发呆时，一位老职工捂着膝盖，佝偻着身子挪了进来。他的膝盖肿得像个发面馒头，脸色苍白，额头上渗着冷汗，因为疼痛，他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，每走一步，都忍不住咧嘴吸气。“医生，你给我看看……这老毛病拖了好几年了，疼得实在扛不住了。”他声音沙哑，眼神里满是期盼。

我赶紧扶他坐下，想给他仔细检查一下，却发现医务室里连最基本的检查工具都没有。老职工家在矿区深处，去市区医院就诊要坐好几个小时的车，路费加上医药费，对他来说，是一笔不小的负担。这些年，他疼了就靠喝偏方、贴膏药硬扛，实在扛不住了，才来这医务室碰碰运气。

看着他蹒跚离去的背影，那佝偻的姿态和眼里藏不住的无奈，像一根针狠狠扎在我心里。出发来边疆前，我只想着“好好干，为边疆做点实事”，可那一刻我才真切明白，这里缺的不是口号，而是能实实在在留在职工群众身边，能让他们在“家门口”看上病、看好病的人。

那天夜里，我躺在宿舍冰凉的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老职工痛苦的神情、期盼的眼神，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“学医行医”这个曾经模糊的想法，在那一刻突然变得无比清晰、无比坚定——我要好好学医，我要留在这儿，用自己的双手，为这里的职工群众撑起一片健康的天。我要让这身白大褂，成为他们心里最踏实的“定心丸”，让他们不用再为看病远、看病贵而发愁，不用再硬扛着病痛煎熬。

从那天起，学医就成了我刻在骨子里的执念。白天在医务室帮忙打下手，记方子、学简单的护理；深夜回到出租屋，就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，一页一页“啃”中医教材。遇到不懂的问题，就坐一个小时公交车去市区的大医院请教老中医；买不起参考书，就借着别人的书抄录，一本本笔记本写得满满当当，指尖都磨出了薄茧。

支撑我熬过那些艰难日子的，始终是1997年那个春天的画面。那位老职工的病痛，让我看清了自己该走的路；职工群众对健康的渴望，让我坚定了学医的决心。光阴流转，当初的执念早已化作日复一日的坚守，而我始终记得：这一针一药，连着的是职工群众的健康，也是我当初选择学医时，对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，许下的承诺。

2021年4月，“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”在五一农场医院挂牌，我站在牌子前，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“不光要自己会看病，还得把本事传下去。”在我和同事的努力下，如今，团队中年轻医务工作者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。我常跟团队成员说：“老祖宗的智慧要守住根，但也得跟着时代走，结合现代病症灵活调整，才能让中医更管用。”

一点八万台外科手术见证从医初心

盛文辉口述 兵团日报常驻记者李秀、通讯员陈世江整理

盛文辉（右二）带领脊柱外科骨干团队查阅X光片（资料图片）。侯道静 摄

时光如白驹过隙。转眼间，我担任骨科医生已33个年头了。刚才在术前洗手时，望着双手，我在想，三十多年间，这双手做了1.8万多台手术，为患者驱散病痛。那一刻，成就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——这双手，承载着生命的重量，也见证着医者的使命。

我叫盛文辉，是八师石河子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是典型的“兵二代”，父母都是原石河子造纸厂的工人。那时，我家住在石河子市6小区，与石河子市人民医院只有一路之隔。小时候，我和小伙伴经常在医院附近玩耍，看到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，总让我心生敬畏——他们像守护神般匆匆穿梭，与病痛抗争的身影，在我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一粒种子。

小学二年级的一天，父亲骑自行车送我上学时，调皮好动的我不慎将右脚伸进转动的自行车车轮后，疼得哇哇乱叫。当时，父亲吓坏了，立即将我送进石河子市人民医院。经医生检查发现，我右脚两个脚趾轻微骨折，小腿肌肉轻微擦伤。

“叔叔，我以后还能跑步，还能打球吗？”“能，别担心，你这是小伤，不会影响以后的体育锻炼。”医生一边细声细语地安慰着不停抹眼泪的我，一边为我清洗伤口，为我包扎，最后叮嘱父亲每隔三天带我来换药。

半个月后，我的脚伤基本痊愈了，能正常跑跳了。这件事，让我对医生的工作有了初步认识，我觉得医生好伟大。当时就想，长大后也要成为一名骨科医生。

从这次偶然的事故中萌发的理想一路支持我勤奋学习，直至1988年顺利考入石河子医学院（现石河子大学医学院）。1993年，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面对乌鲁木齐的一家医院与石河子市人民医院两家医院的邀约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石河子市人民医院。这里是我梦想的起点，也是我回报热土的地方。

一年轮岗结束后，儿时的理想得以实现，我成为一名骨科医生。我认真接诊每一位患者，跟着老医生上手术台，不断打磨自己的专业技能。我能独立开始手术后，经常每天连续做四五台，从不叫苦叫累。渐渐地，自己也成长为一名擅长诊治各类颈、腰椎疾病、脊柱侧凸及脊柱肿瘤的专家。

今年5月下旬，一名患有直肠癌、不得不经常承受化疗痛苦的老人突然出现双下肢无力、大小便失禁的症状。经过一系列检查，老人被明确诊断为转移性胸椎恶性肿瘤。在近乎绝望之际，老人的子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请求脊柱外科进行会诊。

“手术的核心目标在于彻底清除肿瘤组织、解除脊髓所受的压迫，并重建脊柱的稳定性。”会诊时，我对脊柱外科团队成员说，手术是遏制病情恶化、恢复部分身体功能的唯一可行方案。最终，我们确定的手术方案是为老人实施一期后路胸12椎体肿瘤全脊柱切除术（VCR）结合骨水泥填充植入术。

整个手术历时2小时15分钟，老人的出血量仅400毫升，远低于预期。术后，老人的下肢感觉和肌力均有了明显的恢复，这让老人和家属倍感欣慰。

每日查房，最让我欣慰的莫过于听到患者康复出院的消息。当家属紧握我的手道谢时，我常想起童年那个被医生安慰的小男孩。时光不负追梦人，是那场意外让我明白：医者的双手，既能治愈伤痛，也能传递希望。如今，我依然站在手术台前，用三十余年的坚守，诠释着这份初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