咱兵团人丨老兵王福才

张琳琳、齐琳洁、周婷婷、杜仪

16岁，他孤苦无依，为求活路参军入伍。从此，他把生命交给党，先后参加辽沈、平津等战役，一路从东北打到海南岛。

19岁，他挺身而出，作为首批志愿军战士奔赴抗美援朝战场。在朝鲜砥平里，炮弹落下，他被震得双耳流血，却没后退一步，在枪林弹雨中淬炼出必胜的信念。

31岁，他听从党的号召，告别部队，转业到兵团，在边疆扎下根。从此，往日军功被他锁进生锈的铁盒。

硝烟散尽，他把战场换成了书桌。95岁高龄依然每天读书、看新闻、写笔记。他说，他不是为自己而活，而是为了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——替他们多看看如今祖国的盛世繁华，多感受这个崭新的时代。

所有这些，只因为他是一名老兵，一名共产党员。

他就是老兵王福才。

“那40个字，我一辈子都没忘”

3月10日，王福才（右二）向记者讲述纪念章背后的故事。杜仪 摄

1947年4月，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来了一支招兵的队伍。

那年王福才16岁，瘦瘦小小的，站在人群里不显眼。可他跑得快，挤到最前头报名。营长看了看他，摆摆手：“你还没到年龄，没枪杆子高呢，等18岁再来吧。”

王福才没走。他跟在队伍后头，招兵队伍走到哪儿，他就跟到哪儿。营长回头看他几次，后来停下来问他：“你怎么还不回去？”

王福才低着头，半天憋出一句话：“我娘没了，我爹被日本人抓走了。我不跟着队伍，活不下去。”

营长沉默了一会儿，把他收下了。自此，他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团二营四连的一名战士。

“那时候家里穷，日子像泡在苦水里。”很多年后，王福才跟女儿王艳红说起这段往事，眼眶还是红的。“是共产党救了我的命，这份恩情我始终记着。”

刚参军时，他被分到担架队抬伤员。那时他年纪小、身形瘦弱，连分给他的“三八大盖”都提不动，只能专心救护伤员。

那是他第一次离死亡那么近。

一次，他和两名战友去抬伤员，敌人的炮弹在头顶上飞，他们猫着腰往前跑。找到伤员时，人已经昏迷了。为了隐蔽，他把三个人的米袋子摞在一块儿，盖在伤员身上。

回来的路上，突然一声巨响，炮弹就在身边炸开，身边的战友倒下了，再也没能站起来。王福才咬着牙，和另一名战友把伤员抬回了阵地。

“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怕，就知道伤员比我的命重要。”王福才说。

1947年7月，他被调去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第8师23团当通讯员。他的任务，是把指挥员的命令送到前线。没有电台，命令全靠脑子记。

最长一次，他要记住40个字的作战指令，翻山越岭，穿过封锁线，一字不差地送到前线。途中，敌机俯冲扫射，身边的战友一把推开他，自己却中弹牺牲。

“他把我推开，自己却……”95岁的老人说到此处，声音哽咽，半天说不出话。“那40个字，我一辈子都没忘。”

跟着队伍走久了，入伍时连提都提不动的“三八大盖”，也渐渐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。

从柳河县跟到辽河边，从担架队跟到通讯班，王福才渐渐明白了一件事——跟着队伍走，不只是为了活命。那些年在苦水里泡着，他不知道明天在哪儿；如今在炮火里跑着，他反倒看清了路。

1948年，队伍要南下了。出发前夜，他把那双磨穿了底的鞋又缝了缝。第二天天亮，他扛着枪，跟着飘扬的红旗，头也不回地往南走。

从东北到华北，从长江到南海，他要去的，是一个还没见过的新中国。

“这些纪念章就是我的命”

王福才珍藏的纪念章（摄于3月10日）。张琳琳 摄

王福才跟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119师356团一路南下，从东北打到华北，从华北打到大江以南，先后参加了辽沈、平津战役。

1949年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入党宣誓时，他说不出什么大道理，就知道一条：这辈子交给党了，党让干啥就干啥。

1950年，部队打到雷州半岛，准备解放海南岛。雷州半岛与海南岛隔着琼州海峡。国民党守军有军舰、有飞机，海峡最窄处也有近20公里。解放军没有军舰，只有木帆船。

王福才那会儿已经是副班长了。4月16日晚，大部队开始强渡。木帆船在风浪里颠簸，敌人的炮弹在船边炸起水柱，战士们浑身湿透，死死抓着船舷。有的船被打翻了，人掉进海里，没人喊叫，就那么沉下去了。

“上了岸，就是死也要往前冲。”王福才说。

5月1日，海南岛全岛解放。5月5日，新华社播发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贺海南岛全部解放电》：“我广东前线人民解放军克服敌人陆海空军的抵抗，在我琼崖纵队和海南岛人民协助之下，英勇登陆海南岛，并迅速扫荡残敌，完成全岛的解放……”

王福才后来很少讲海南岛战役。孙女问起，他就说一句：“牺牲了好多战友，木船打军舰，我们是硬打下来的。”

海南的潮气还没从身上干透，队伍就一路往北。

1950年10月19日，王福才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部队的一员，和战友们跨过鸭绿江。

过了江，仗是一场接着一场打，人是一茬接着一茬牺牲。后来孙女问他打了哪些仗，王福才记不全了，只记得刺骨的寒冷，记得饿了就啃冻土豆。问起哪一仗最难忘，他想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砥平里。”

那次的任务是破袭铁路——王福才带一个排，摸向敌人的火车轨道。还没靠近，火力就压过来了。他们边打边撤，在指挥所附近寻找隐蔽处。

突然，一颗炮弹落下来。火光刺眼的一瞬，王福才看见20多米外的一名战友被直接命中。

“战友当时就没了。”王福才闭上眼睛，“我被炸得双耳流血，震得小便都带血。”

那一仗，他没下火线。耳朵听不见了，就用眼睛看；伤得直不起腰，就爬着前行。他一直撑到任务完成。

1953年7月27日，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订，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。

王福才活下来了。从海南岛到朝鲜，从木帆船到三八线，子弹从他耳边飞过去，炮弹在他身后炸开，他都活下来了。一起跨过鸭绿江的战友，许多没能回来。他带着战友们的期盼，活着回到了祖国。

他从战场带回的只有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。而解放东北、华北、华中南、海南岛纪念章，以及后来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，共同见证了他历经战火的从军岁月。

“这些纪念章就是我的命。”王福才说。

“党让我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”

王福才（后排右二）在武威步兵学校学习期间与战友合影（资料图片）。王艳红 提供

1953年，王福才回到祖国，回到原部队。

组织上找他谈话：“你打仗勇敢，但文化底子薄。现在新中国需要建设者，送你去学习，愿不愿意？”

王福才想都没想：“愿意！”

他这辈子，就吃了没文化的亏。16岁参军前，一天学没上过，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。现在组织送他去读书，他恨不得把课本“吃”进去。

1953年1月至1954年6月，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军校学习；1956年，被选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步兵预备学校学习，同年12月，又进入武威步兵学校政治系学习。

“周末了，大家都想着出去放松一下，我舍不得浪费时间，我要学习。”王福才说。

课堂上，他坐在第一排，眼睛盯着黑板，手里的笔不停地记。下了课，别人休息，他还在背笔记。夜里熄灯了，他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。

武威步兵学校毕业时，他的成绩名列前茅。那张毕业证书，他一直珍藏着，后来带到兵团，在铁皮盒子里放了几十年。

1962年，王福才脱下军装，转业到兵团。

有人问他：“从部队到兵团，心理落差大不大？”

他说：“党让我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党让我干啥，我就干啥。”

刚来时，他在兵团工一师（现十一师）一团，任政治指导员；1966年，在兵团教导队任政治指导员；1968年，到农六师（现六师五家渠市）东风锅炉厂任政治教导员。他把工厂当成新的战场，更把工友都当成自己的战友。

有一年冬天，厂里接到紧急生产任务，他换上工装扎进车间，和工人们一起三班倒。焊接人手不够，他就撸起袖子顶上，一边请教一边干，连续三天三夜几乎没合眼。任务完成时，工人们才发现他的棉袄袖口被焊花烫出好几个洞，手背上也烫起了泡。

“活到老，学到老。”这句话，他挂在嘴边，更用一生践行。

1980年，他任五家渠联合加工厂管理科科长，后任厂工会办公室主任。1990年离休。

离休前，他多次被评为厂级“先进工作者”“优秀共产党员”。1992年，他还荣获了农六师“先进个人”称号。

那些奖状，他都收进盒子，和纪念章放在一起。可无论藏得多深，有一道印记却永远无法收起。

那天王艳红帮他更换衣裤，无意间撩起他的裤腿，只见他左腿膝盖下方，有一处深深的凹陷。

“爸，这伤是咋来的？”王艳红轻声问道。

王福才低头瞥了一眼，神情平淡得像在看一件无关紧要的旧物：“炮弹皮咬的，不碍事。”

他说得轻描淡写，可那道伤疤却替他记着一切：记着朝鲜战场上的连天炮火，记着趴在雪地里一动不敢动的时刻，记着一个个倒在身边的战友。

王艳红红了眼眶，再没多问。王福才缓缓放下裤腿，轻轻拍了拍膝盖说道：“多少战友连命都没了，我这点伤，算得了什么。”

“我替战友们多看看，多讲讲”

王福才家如今已是四世同堂。

王艳红说，父亲这一辈子，最珍视两样东西：一个是纪念章，一个是书。

“我们小时候，父亲一发工资，就会给我们兄妹四人买书。”王艳红回忆道，满满一大木箱的书，是她童年最幸福的记忆。那些书里，有科普读物，也有革命故事。王福才向来节俭，可给孩子们买书，却从不犹豫。

“他自己爱学习，也常常叮嘱我们要勤学上进。”王艳红说道。

王福才的外孙女郎朗，从小跟着他长大。小时候，他常抱着郎朗，给她讲打仗的故事。讲着讲着，老人的眼眶就红了。郎朗年纪小不懂事，便问：“姥爷，你怎么哭了？”王福才轻声说：“姥爷想战友了。”

郎朗再大一些，王福才便教她认字。家里的报纸、杂志，他自己看完后，便指着上面的字，一字一句教她认读。每当郎朗念对，老人就会高兴地摸摸她的头。

这份家国情怀，就这样在潜移默化中一代代传了下去。上大学后，郎朗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递交入党申请书。辅导员问她入党的初衷，她说：“我从小听姥爷讲共产党的故事，我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。”

入党那天，她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姥爷。电话那头，已是90岁高龄的王福才沉默许久，只连着说了三声：“好，好，好啊。”

前些年，社区邀请王福才讲述革命故事。他站上讲台，对着台下一张张年轻的面孔，讲辽沈战役，讲抗美援朝。讲着讲着，他眼眶泛红，声音几度哽咽。台下鸦雀无声，不少人悄悄抹着眼泪。故事讲完，老人站起身，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。台下的年轻人也纷纷起立，掌声久久不息。

回家的路上，王艳红搀扶着步履缓慢的他。王福才轻声说：“那些战友，没能看到今天的好日子。我替战友们多看看，多讲讲。”王艳红听着，眼眶瞬间湿润了。

“要一辈子对党忠诚”

在王福才家里，珍藏着一个铁皮盒子。盒子不大，虽已锈迹斑斑，却被他擦拭得干干净净。

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张张泛黄的立功证书、一枚枚承载荣光的纪念章，还有那张武威步兵学校的毕业证书。纸张早已发脆，折痕处也已磨破，唯有红色印章依旧清晰。

这个盒子，他看得比性命还重。

他很少打开它。有时小重孙跑过来，指着盒子问：“太爷爷，这是什么？”他便把孩子抱到腿上，一件件取出来，慢慢讲述——讲那些没能回来的战友，讲那些炮火纷飞的岁月。讲完，再一件件收好，盖好盒子，放回原处。

如今95岁的王福才，面色红润，步履稳健。他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：每天17时准时收看《新闻直播间》，19时看《新闻联播》，之后再看《海峡两岸》《今日关注》。家人笑着劝他：“您都90多岁了，还操心这些做什么？”他总会认真地说：“怎么能不关心？国家大事，一天不看都不行。”

2026年全国两会的新闻，他看得格外认真。聆听政府工作报告，他一边听一边点头：“报告里句句都想着人民，跟着党走，心里亮堂。”

一次，郎朗跟他打趣：“姥爷，您这么爱学习，当年要是多念几年书，说不定能当大官呢。”王福才摇摇头，语气格外郑重：“当不当官不重要，我这一辈子，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的，从当年一无所有的苦孩子，一步步过上了安稳幸福的日子。我不能忘了党的恩情，要一辈子对党忠诚。希望现在的年轻人，能心怀家国、踏实做事，多为人民服务，在岗位上多作贡献。”

每天早上，他都会仔细擦拭一遍那个铁皮盒；夜深人静时，又常常想起牺牲的战友。望着窗外安宁祥和的景象，他总会轻声自语：“好啊，好啊。”

春风和煦，灯火温暖。老人凝望着眼前的一切，眼神平静而坚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