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秀玲：幸福是奋斗出来的

谢增杰、杨燕飞

十三师火箭农场鸟瞰图（资料图片）。赵德智 摄

高秀玲在新房的客厅里翻看相册（资料图片）。李乐 摄

高秀玲（第一排右一）参加火箭农场组织的锣鼓表演（资料图片）。高秀玲 提供

初识高秀玲，是3年前的一次采访。当时的采访主题是：“幸福是奋斗出来的”。我们找了各个年龄段的职工讲自身变化，作为中年代表的她，为我们讲述的是家庭车辆的变化。

采访时间不长，但她的谈吐和见识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女性。

“等有时间，我给你讲讲我家的故事。”她和我约定。谁曾想，再见已是今年秋季。

这是一次“临时采访”，在自家棉花地头忙活的她被我们“逮了个正着”。

立于这片生机勃勃的棉田，她想了会儿说：“从没想过，火箭农场会有这般模样，我们会有这般光景！”

高秀玲一家来自甘肃酒泉。

1958年，她的父亲高占春响应建设边疆的号召，举家搬迁至十三师火箭农场。那年，火箭农场成立。

高秀玲听父母讲，刚来那会儿，火箭农场“三少一白”：人少地少房子少，满目皆是白白的盐碱地。

父母性子敦厚、为人善良，不仅养活着他们一大家子，还把两个叔叔、姑姑接到了身边。家里人口最多的时候，有13口人。

只有父母两人挣工分，自然，大多时候，全家人是吃不饱的。

高秀玲9岁那年，父亲因胃癌离世，家庭重担一下子就压到了母亲肩头，日子更是捉襟见肘。

高秀玲对我们讲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环境：

吃：最常见的是土豆、胡萝卜，还有“搅团”：把面粉放进锅里不停搅拌，加些咸韭菜、白菜做辅料，比糊糊稠些，一人一碗，勉强顶饱。

穿：老大穿完老二穿、老三穿……直至老七穿。高秀玲说，她的第一件新衣服是初一入学时，母亲用黄色的条绒布给她做的，“穿着到处逛，去显摆，一不小心溅了一身泥，哭了一鼻子。”

住：全家13口人住在约60平方米的3间小土房里，屋里打的是土炕，一个房间只有两个窗户，一个是头顶的“天窗”，一个是侧窗。“每到下午五六时，房子里就没了太阳，乌漆墨黑的。”

行：全靠两条腿，父亲工作多年后，家里才有了第一辆自行车。

“那会儿，我们以为，我们会一辈子住土房，吃土豆！”她笑着告诉我。

《火箭农场场志》记载，受各方面影响，到1978年，全场耕地面积只有1660余公顷，而人口增加到6000多人，人均占有耕地不足0.3公顷，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，阻碍着经济发展。

也正是经历过这些苦难，她们那一代人，更乐观、向上、向好。

故事的转变，源于1984年“包产到户”政策的实行。

这是一次重大而又有深远意义的改革，职工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，手上有了更多现金，团场经济大为好转。

高秀玲的哥哥姐姐先于她加入到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当中来。家里的光景一步步好了起来。

“顿顿有馍馍，偶尔还有肉。”高秀玲很是满足。

1987年，高秀玲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三连种植小麦、甜瓜等。

“当时每人每月能领到5元钱，每个月发工资时，母亲最为高兴，我们几个人的工资都是母亲领，厚厚的一沓钱，可让人羡慕了。”母亲高兴，她更高兴，“终于能为这个家做点事了。”

1990年，高秀玲到场里的轮胎翻新厂上班。厂子效益好，按件计工，她特别珍惜这份工作，每月能挣200多元钱，比厂子里的平均工资高出七八十元钱呢。

厂子离家约4公里，上下班成了问题，她有时候骑家里的“二八大杠”，有时候蹭工友们的自行车。

那会儿，她的愿望是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。

她攒了小半年的工资，买了一辆红色、“二六式”的女式变速自行车。

“605元！”右手比画个“六”，她很骄傲。

结婚时，这辆自行车作了陪嫁。

再后来，她有了摩托车、小汽车等，但再也没有拥有第一辆自行车时的心情。她说，“那天，天是那么蓝，太阳透过高高的树叶照射下来，长长的柏油路上斑斑点点，我们时不时按下铃铛，风把我们的笑声传出好远好远。”

渐渐地，农场的发展一天比一天好。

《火箭农场场志》记载：1986年，团场成立了工副业科，当时提出的发展工副业的方针是“选准项目，量力而行，讲究质量，保证效益”。当年，农场共有大、中、小型工副业企业11个，其中有造纸厂、轮胎翻新厂、建材厂等。农场经济繁荣，随之科技、教育、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。

1992年，党的十四大召开。报告明确提出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，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、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。

“职工的口袋更鼓了。”高秀玲说，“那会儿，最时髦的就属万元户了。谁家要是万元户，那在十里八乡就出名了。”

当时，农场除了鼓励职工种植棉花外，还大力支持职工承包农业机械，发展多种经济。

1996年，轮胎翻新厂效益越来越差，濒临倒闭，高秀玲决定回家种植棉花，连队给她分了19.8亩地。

她的丈夫张发金会打井，还会操作各种机械。恰逢当年团场机耕队准备解散，鼓励职工购买农机。两口子咬咬牙，拿出种地的1万元保证金，从机耕队购买了一辆老式推土机。

两口子一人种地，一人外出干活。年底一算账，夫妻俩直拍大腿：“妈呀，挣了1万多元！”

高秀玲说：“我们算了好几遍，都不敢相信，自己也是个‘万元户’了！”

有了钱，夫妻俩的初步想法是“盖有大窗户的新房”。可刚过了年，两个邻居找她借钱，她毫不犹豫地拿了出来，“邻居有难，咱得帮。再说，党的政策好，我们明年挣了钱再盖新房。”

第二年，他们挣点钱就买砖、买门窗……慢慢攒够了材料，请来了施工队，年底房子终于竣工了。

一共3间大房子，南北通透。“尤其是大窗户，太阳照进来，整个房子暖暖的、亮亮的。”她微笑着回忆。

1998年春节，夫妻俩乔迁新居，兄弟姐妹齐聚一堂，张发金喝多了，时不时重复着一句话：“这房子，住着心里美！”

随着团场城镇化的发展，当初的平房需要拆迁，高秀玲家第一个报名。现在，她家住在场部小区的一套楼房里，“冬天有暖气，夏天有空调，我们越来越会享受生活了。”

《火箭农场场志》记载：到2001年，全场从事自营经济户数达到2162户，从业人数达到3502人，有力促进了农场经济的发展和职工收入的提高。

火箭农场的职工大多种植棉花。

种了26年棉花的高秀玲说，自己享了棉花的福。

她从1996年开始种植棉花，刚开始种植棉花时，她照葫芦画瓢，别人咋种她就咋种。棉花销售后算了算账，欠了3000多元，心挺酸。

那几年，她年年倒数，兜里没粮，脸上也挂不住。

后来，她跟着技术员、老职工学管理、学技术，一步步成了棉花种植能手。

回忆起当年种植棉花那段经历，高秀玲说，两头不见太阳，天不亮出门，天黑了回家。

她经常帮助那些缺乏种植经验的人，带着大伙儿一起奔富路。2007年，高秀玲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来还获得过许多师、团级荣誉。

2018年兵团推进团场综合配套改革，她家40亩棉花地年纯收入由7万元增加到10万元以上。

为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？

高秀玲说，她家加入了合作社，购买种子、化肥等农资比往年要便宜，棉花销售的价格比以往更高。这“一高一低”就有了价格差。

不仅土地的政策越来越好，管理起来也越来越轻松。

她说，现在都是“科技种田”。前几年是拖拉机播种，每亩地需要3至4公斤种子，还要担心出不出苗，整不整齐；如今是北斗定位、精准播种，每亩地只需要1公斤种子。更别说还有飞机打药、节水滴灌、采棉机收棉花了。

高秀玲告诉我们，现在一个职工轻轻松松种40亩棉花！

如今的火箭农场，产业兴旺、物流畅通、生活便利，俨然一座宜居、宜业、宜游的魅力小城。

每日闲时，高秀玲都会和姐妹们去社区活动室跳舞，“日子美，心情好，咱就得唱出来、跳出来！”

采访结束，途径团场健身广场，广场上渐渐热闹起来，那首《好日子》让人忍不住跟着轻哼：“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；明天又是好日子，千金的光阴不能等；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，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。”

《兵团日报》（2022年10月19日第7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