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疆古代书法遗存一窥

——以《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》为例

仲嘉亮

黄易临《裴碑》（局部）（资料图片） 仲嘉亮 提供

新疆古代文字遗迹的考古发掘

随着近现代一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，新疆的古代文字遗迹陆续呈现在世人面前，其中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古代书法资料引人关注，这些古代书法资料在时间和空间上均有较大跨度。在时间演变上，它们从西汉至清代，经历2000多年的沧桑巨变，见证了古代西域淳朴独特的书法历史；在空间分布上，涉及古楼兰、蒲类、龟兹、高昌、于阗等古代西域各主要城邦，记录了古代西域纷纭复杂的社会沦化。新疆古代书法，从酝酿吸纳至普及成熟，一脉相承，风格鲜明，是中国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一部分；从埋藏瀚海到发掘重拾，虽遗憾残缺颇多，但依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，是反映古代书法书写真实性和艺术审美多样性的宝贵资料。

在今天文化润疆的大背景下，如何挖掘和利用新疆古代书法遗存后面的价值，从而推动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？让我们以新疆古代书法遗存的代表性碑刻——《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》为例，对此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。

《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》，亦称《破呼衍王碑》《镇海碑》，简称《裴岑纪功碑》“裴碑”，汉顺帝永和二年（公元137年）为纪念敦煌太守裴岑战功而刻。《金石萃编》载：碑高1.29米，宽0.54米，文共6行，满行10字。碑文字迹清楚，文简意深，内容如下：惟汉永和二年八月，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，诛呼衍王等，斩馘部众，克敌全师，除西域之灾，蠲四郡之害，边竟艾安，振威到此，立海祠以表万世。

裴碑于清雍正七年（公元1729年）为西征大将军岳钟琪发现，至乾隆二十二年（公元1757年）后始有拓本传世。

纪功碑，顾名思义就是为纪念功勋事件而刻立的碑石，华夏大地，由古至今，所立者甚多。然而，这类碑石多立于中原地区，能在偏居一隅的西域古国蒲类遗留下东汉的纪功碑——裴碑，尚属罕见，自然意义非凡。

史书所未及 隶书之肇端

从历史学角度来看，裴碑的出现，距离目前所知最早的边塞战争记功碑——永元元年（公元89年）车骑将军窦宪战胜北匈奴、“勒铭燕然”的刻石时年很近，它是以《燕然山铭》为范式边塞纪功碑最早的继承者，对纪功碑这一汉文化传统的形成，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。

裴碑所记事件为东汉永和二年（公元137年）敦煌太守裴岑率三千人，诛杀北匈奴呼衍王等，取得四十年来汉朝在这个地区的一次重大军事胜利，赢得了该地区十三年的安定局面。为庆祝敦煌太守裴岑平定西域、镇守边疆之壮举，故纪功勒石。但此事并未见《汉书》有载，清詹辛楣究其原因曰：“盖其时朝多秕政，妨功害能者众，边郡文簿壅於上闻故也。”如果没有裴碑，后世就没有机会知晓这件事，如此，更加体现出裴碑非凡的历史价值。

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，裴碑是目前发现唯一可以完全识读、字迹清晰的西域汉碑。清雍正七年（公元1729年）裴碑被发现于巴里坤海子上关帝祠中时，因之前数易其地，破损厉害。幸“土人遂有模刻者”，流传“真搨本”，更有临摹之作，才使得我们今日有机会一探其本来样貌，研习其原始特征。其中最为人称道的，是朱翼盦先生捐赠国家图书馆的黄易鉴藏、题跋并临写全文的清乾隆拓本。

可以确定的是，在有确切纪年的新疆古代书法遗存中，裴碑的书立时间并不是最早的。然而，通观裴碑书法，显然为隶变的佳作，它向我们展现了古代西域书法最起始面貌，它与古龟兹《刘平国治关亭诵》一起，可以看作西域隶书的肇端。

裴碑碑文点画用笔以方折为主，撇、捺处波磔初现，且“雄劲生辣”，与中原地区稍早的《祀三公山碑》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正因如此，我们可以确定裴碑为隶书之作。经过仔细研琢可以发现，裴碑碑文结体并非隶书之宽扁，而为小篆之瘦长，郭尚先《芳坚馆题跋》云：“汉人分书多短，惟此碑结体独长。次则《析里碑》《郙阁颂》耳。此碑尤圆劲瘦削，不易及也。”裴碑碑文的点画也不是成熟隶书的“蚕头雁尾”“一波三折”，而是圆劲古厚且间掺篆笔婉曲，犹似李通古之玉筋风貌，“古茂雄深，得秦相笔意”，由此看来，裴碑可以界定为缪篆之作。裴碑碑文，宽博大度，章法茂密，书风与内容协调一致，尽得书法之真谛。清方朔评其精曰：“文笔叙事简古。字在篆隶之间，雄劲生辣，真有率三千人擒王俘众气象。乃以篆为隶，由篆变隶之渐也。”总而言之，裴碑中锋用笔，粗细无变，但圆中见方；结体偏长，兼有篆式，又横平竖直；章法上竖成列，横有行，参差错落；气韵上简朴古茂，笔力苍劲，篆分结合而尤显高古。

备受金石学家青睐

裴碑原在西塞巴尔库尔城西二十五公里，地名石人子（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）。清雍正七年（公元1729年），大将军岳钟琪将该碑由石人子移置于将军府，雍正十三年（公元1735年）移置于巴里坤城西北关帝庙前。乾隆二十二年（公元1757年），朝廷派裘文达巡查伊犁。裘文达见到了裴碑，乃拓以归。那时，金石学、考据学兴盛，裴碑得以为众人熟知。

后来，求拓的人越来越多，为了谋利，争相摹拓，致使裴碑受损，断为数块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破损严重的裴碑转存于新疆博物馆。

裴碑自乾隆时期被人们熟知以来，早已成为一块“明星碑”，倍受金石学家青睐，摹刻、题跋、吟咏、临写不绝。摹刻本主要有清乾隆三十五年（公元1770年）新疆游击刘氏摹本、苏州顾文珙重刻本（在山东济宁）、乾隆五十一年（公元1786年）申兆定摹刻本（在西安碑林）、孔未明摹本和同治十二年（公元1873年）攀古楼汉石纪存双钩本等；题跋、临写者有纪晓岚、毕沅、钱大昕、翁方纲、张澍、洪亮吉、龚自珍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罗振玉、王国维、饶宗颐等，几乎包括了乾嘉以来直到晚清、民国时期朴学和碑学诸多重要人物，并有韩国金石学家金正喜的《裴岑纪功碑钩勒本题跋》，足见裴碑在金石学界的影响。

裴碑是新疆丰富古代书法遗存中的代表之一。裴碑的挖掘和研究证明，新疆古代书法是中国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自从有明确文献资料记录和证明的两汉起，在融入自身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时，新疆古代书法遵循着中国书法的发展、演变规律不断地丰富和完善，并与内地书法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。通过中国书法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符号，古代西域与中原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充分证明新疆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《兵团日报》（2022年11月27日第4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