苦水里生 甜水里长

——十三师红星四场老军垦万喜良的故事

谢增杰、王保宏、张永茂

雨水过后，天气渐暖。

循着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的歌曲声，我们走进十三师红星四场91岁的退休干部万喜良家中。

在这里，时间像被拉长的线，他慢慢讲，我们细细听。

万喜良说自己这一生是“苦水里生，甜水里长。托了中国共产党的福，日子一年比一年好”。

成为解放军

1934年，万喜良出生于重庆市铜梁区福果镇。出生地虽名为福果，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时期，老百姓哪有“福果”可享。

万喜良佩戴纪念章留念（资料图片）。王保宏 摄

年少时，家中无地、无房，家里生计全靠万喜良和父亲做力夫。每天挑纸近55公里，可挣得一点大米。

1949年11月，重庆解放，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。

老百姓的“福果”，到了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了城，人民翻身把歌唱。解放军给万喜良家分了4间房、1个猪圈、两亩良田，还送来粮食种子，教他们如何种好地。

区长是个老革命，经常带着战士们去村里帮忙：种地、秋收等。那时，万喜良虽年幼，但也懂得“这支部队和以往大不一样”。

村里人摆龙门阵，首要夸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。

1951年初，万喜良随村大队书记去区里粮站交公粮。区政府办公点在粮站对面。恰逢区政府征兵，区长朝他招招手：“小鬼，要不要加入党的队伍？”

踮着脚尖，瘦小的万喜良过了当兵的身高标准：1.58米。

因为年岁小，“战友如哥哥一般待我。”

刚入伍，他们共同学文化、骑马、打枪等。

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万喜良随军入朝。他清楚地记得，1951年6月24日，部队抵达驻地——开城。

地处三八线。他们师部驻地在高头山，距板门店一公里左右，在当时，属于相对安全区。

机灵、好学的万喜良被安排做卫生员，拿起了急救包、夹板、绷带。

万喜良救过许多人。在一次战斗中，兄弟部队的一位连长牺牲了。万喜良背着他返回驻地，当时走了10多公里的山路。

“怕吗？”

“怕，但怕着怕着就不怕了。”老兵的回答很真实。

虽然驻地是安全区，敌军飞机不轰炸，但是敌人经常来搞些破坏——细菌战。

夏天扔老鼠，冬天扔跳蚤。

万喜良回忆，为了打败敌军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，哨兵一发现敌情，就会吹口哨，大伙儿便围成一圈，用火除害。

每个人都想听战斗故事，笔者同样如此。但老人说，他没有与敌人在战场上拼杀过。“我是卫生员，冲锋陷阵的事，都让老兵做了。我主要负责救治伤员，打扫战场。”

“能活着回来，就够了。”退休后，万喜良偶尔也会跟晚辈们讲战斗故事，他强调最多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。“朝鲜的苹果很好吃，长在树上把枝头压得低低的，我们张嘴就能够到。但部队纪律严明，没有一个战士去吃树上的苹果。”万喜良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是非常严格的，“没有铁的纪律，就没法打胜仗。”

加入中国共产党

1952年2月，因万喜良在战场上表现英勇，部队决定发展他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（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）。

他的入团介绍人有两个，一个是当时连里的文书，姜新武；另一个是连里的副指导员，具体名字记不住了。

“不怕死，啥事儿都冲在前。”这是两位入团介绍人对万喜良的一致评价。

入了团，更得好好干。

帮助战友治疗夜盲症，在战场上穿梭为战友急救……

1953年，万喜良和战友们都获得一枚抗美援朝“和平万岁”纪念章。2020年，他被颁发了一枚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”纪念章。

1953年11月9日，万喜良随部队坐火车抵达辽宁安东（现丹东），吃上了回国后的第一顿早饭。

之后，他随部队来到驻地——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罗文皂镇，学习文化、开展军事训练等。

日子一天天好起来。

万喜良说，首要的“好”，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55年10月10日，这是万喜良入党的日子。

当时，他成了连里最年轻的党员。他清楚地记得，在办公室里，他认真地对着党旗宣誓的场景。

“宣誓时只知道高兴。因为入党了，就是跟着共产党一辈子了。”万喜良说。说罢，他小心翼翼地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红盒子。打开盒子后，笔者见到了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

他说的第二个“好”，是组建了家庭。

1957年7月29日，万喜良与小他4岁的石荣绪喜结连理。

连队指导员韩慧中是证婚人，在连里营房举办的婚礼。

2月19日，万喜良（左）与妻子石荣绪一起翻看老照片，回忆往日时光。王保宏 摄

那个年代结婚准备很简单，主要是添置些日常用品，如暖壶、桌椅板凳等。在窗户、门上贴上大大的“喜”字，婚房就算布置完了。

各连队的人都来了，大伙儿带上酒，伙房备些菜。

婚礼虽然简单，但是气氛热烈。

有了爱情的滋润，苦日子也变甜了。

“年轻那会儿，我俩经常拌嘴。老了老了，却没拌过一次嘴，这辈子，挺知足。”石荣绪说这话时，露出一丝娇羞。

是啊，入了党，成了家，部队待遇也好，这不正是老百姓所期盼的好日子吗？

做了兵团人

1962年，万喜良面临转业。

万喜良有两个选择：一个是去北京，一个是到新疆，参加兵团建设。

万喜良犹犹豫豫地对石荣绪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。石荣绪支持他的决定。

就这样，1962年11月16日，万喜良来到当时的农五师红星五场（现十三师红山农场一牧场）。

因为“党员、打过仗、干部身份”的履历，万喜良被任命为民兵连连长。

除了日常训练，民兵连还承担修灌溉渠的任务。当时，降雪较多，工地被积雪覆盖，平地积雪有60至70厘米厚，低洼的地方更是厚达一米，人在雪地行走非常困难。

万喜良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背石头、筛沙子，每天干活是“两头不见太阳”——早上天还没亮就上工，晚上看不见太阳才下工。工作条件艰苦，没有运输工具，全靠人力。

因为背石头，大家身上的粗布衣服经常被磨出大大小小的洞，衣服上补丁摞补丁。在极其寒冷的天气里，很多人的双手被冻伤了，肿得像馒头，耳、鼻也有不同程度的冻伤。

1984年，万喜良被调到了红星四场四连开荒造田。

当时，大家最主要的任务是治碱、种粮。

开荒有多苦，万喜良提得并不多，“大伙儿都一样，治碱、修渠，啥苦活累活，都冲在前。”

那会儿，开荒治碱，大家都是光着脚，双脚常常在碱水里一泡就是几个小时。战士们最头疼的是夏天的毒蚊子。大家在炎热的夏天穿着厚衣服，从头武装到脚，只露出两只眼睛。可即便这样，蚊子依然能透过衣服叮咬皮肤。后来，他们想出一个土办法，浑身上下抹一层厚厚的泥巴，才勉强抵御住蚊子的攻击。

“小伙子，你知道当时的荒地有几种味道吗？”讲到如何判断荒地治碱成功时，万喜良笑着提问。

“涩。”笔者答道。那会儿，农场土地碱性大，呈涩味。

“对，除了涩味，还有两种味道，咸味是盐，苦味是硝。”万喜良比画了个“吃土”的动作，“等这三种味道都没了，地里就可以种庄稼了。这地，来年就是甜滋味了！”

那时候，苦是真苦，但乐也是真乐。老一辈人说，“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”

在历史责任感、使命感的驱动下，第一代军垦人克服重重困难，想尽一切办法，努力完成党的嘱托。

如今，在万喜良看来，每天都是享“福果”的日子。

临走时，笔者竖起大拇指对老人说：“老战士，您是好样的！”

他摆摆手道：“我只是做了一名党员该做的事。”